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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不同逻辑传统,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因此,两种逻辑的比较研究只有建基于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之上,才能对它们的异同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说明。墨家逻辑依托于先秦文化,亚里士多德逻辑依托于古希腊文化。两种文化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不同文化的特征和需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逻辑。两种逻辑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目的与任务不同,逻辑特征不同,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推理成分的分析不同,后续发展状况不同。
关键词:墨家逻辑 亚里士多德逻辑 逻辑比较研究
逻辑的比较研究自19世纪中叶起,绵延至今,大约已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了。这一比较研究涉及了印度因明、中国名辩和西方传统逻辑。其中,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或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本内容的西方传统逻辑的比较研究,尤为重要。
逻辑思维是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文化的不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不仅对认识两种逻辑及逻辑科学的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正确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同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种逻辑的比较研究
应当建基于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之上逻辑与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包代写论文括逻辑思维在内的思维方式在构成文化整体的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逻辑与文化的联系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特征和需求对逻辑的制约,也表现为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决定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所孕育出的不同逻辑传统,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
周礼全曾指出:
“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是任何正确认识和任何科学都必须应用和遵守的,因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地反映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但是,另一方面,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
[ 1 ] (p. 535)这里所说“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
,应是基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逻辑的特殊性的一面。
因此,只有把不同的逻辑传统置于它们所由生成并受其制约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进行分析和诠释,我们才能认识这些不同逻辑传统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才能对它们的异同作出合理的比较和说明。两种逻辑的比较研究必须建基于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之上。
二、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征和需求
两种逻辑所由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墨家逻辑依托于先秦文化,亚里士多德逻辑依托于古希腊文化。我们同意冯友兰套用孔子的话说,先秦文化是“仁者”类型,古希腊文化则是“知者”类型[ 2 ] (p. 24)。
借用“仁者”一语所要说明的是,先秦文化具有重伦理与政治的总体特征。先秦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先秦文化的种种学说和思想,主要与伦理政治相联,主要以“求善”、“求治”等现实的社会伦理政治需要为追求。
先秦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伦理尺度与治理国家纲纪的建立和实践。而这些伦理尺度和治国纲纪所体现的,不外是处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及其代表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种种主观愿望、理想和信念。与这种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内容相适应,形成了先秦时期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为依托的思维取向。
这种思维取向在先秦的科学技术中有明显的表现。先秦科技重应用、重经验而轻理论。它的数学多为应用问题的解法集成。古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所涉及多为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着眼点多在于算法、答案,对理由及逻辑证明过程的说明则欠缺[ 3 ] (pp. 105～106)。它的几何学也是一种对事实认识的应用几何学,而不是理论几何学[ 4 ] (p. 201)。
先秦文化,包括它的科学技术及数学的总体特征、主要内容与思维取向,使说明及说服的方法受到高度重视,却没有对严格、精密、有效和普遍适用的科学证明方法提出强烈需求。例如,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曾提出评价弟子能力的四科,其中“言语”位居第二[ 5 ];《墨子·耕注》篇指出“为义”之“大务”中,“谈辩”居首[ 6 ];《荀子·非相》则力主“君子必辩”
,倡“谈说之术"。这种言谈论辩的说明及说服方法的重要特征是,易于满足以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实践经验为依托的思维取向;易于人们宣扬和阐发一己的主张、认可的事理,并批驳“异见”
;因而也易于在论争中胜过对手,说服他人。
比较而言,古希腊文化与先秦文化有所不同。借用“知者”一语意在表明,古希腊文化贯穿着爱智慧、尚思辨和探索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古希腊学人视“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 8 ] (p. 27)。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求知,是寻求有关世界整体及万事万物的知识。所谓知识,乃是认识与传授“各种原因”
的科学。
古希腊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对世界及事物本原、本质、原因的探索和认知,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懂得道理,知道原因”
[ 8 ] (p. 28)。这种认知以追求智慧、摆脱无知为目的,而不为人们的主观愿望和需要所左右。与这种代写论文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内容相适应,形成了古代希腊以“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 8 ] (p. 31) ,以及寻求理性解释而非以实际经验为依托的思维取向。这种思维取向在古代希腊的科学技术中同样有明显的表现。古希腊的科学技术既有应用,更有对原因、原理的知识追求。古希腊数学不像中国古代数学那样集中关注解决实用数学问题的算法,而是十分重视相关内容间的逻辑联系及逻辑证明。那种与数量无关,纯粹依靠公理和公设作为基础来进行证明的几何学,也就是理论几何学,更是古希腊人作出的重大贡献[ 4 ] (p. 201)。
古希腊文化包括它的科学技术与数学的总体特征、主要内容与思维取向,使证明方法格外受到重视。证明方法就是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证明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借用文德尔班的话来说明:
“科学地证明,意思就是指出被肯定的论断的有效性的根据。”
[ 9 ] (p. 182)也可以说,科学证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找出科学知识与得出这些知识的真实存在,即这些知识“所由论证、藉以论证的根据”之间联系的“逻辑必然性”
[ 9 ] (
p. 183)。
三、不同文化背景下两种逻辑的差异
两种文化的差异引出了对于方法要求的差异。先秦注重表现为谈说论辩的说明、说服方法。古代希腊则更为关注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包含了推理的运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所用具体推理作出了概括,并以之为对象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研究,从而有了各自相关的思想和学说,这就是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本文所说的“墨家逻辑”
,指的是墨家辩学中包含的有关推理的思想与学说。本文所说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指的是以三段论学说为基本内容的亚里士多德的推理理论。这两种逻辑有共同的一面,都是逻辑;又有特殊的一面,形成了不同的逻辑传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两种逻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目的与任务不同先秦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政治、社会人事方面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的思想家们十分需要用作说明和说服的工具,以宣扬己见,否定他说,达到“以其言易天下”的目的。适应这种需要,由总结“谈辩”方法而产生的墨家辩学,以“取当求胜”为直接目的,以“审治乱之纪”为根本任务,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包含在墨家辩学中的墨家逻辑当然不能例外。
墨家辩学及包含其中的墨家逻辑的目的,在《墨子》书《经》、《说》篇中有十分清楚的说明:
“辩,争彼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这说明,墨家的“辩”属于是非之谓的论争,其意在“取当求胜”。所谓“当”
,就是正确、恰当。如“所染当”、“所染不当”、“赏罚之当”、“赏罚不当”等。墨家辩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是非之争中,区分正误,取当求胜。“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也是墨家辩学中所含推理学说,即墨家逻辑的直接目的。
墨家辩学同时也是墨家逻辑的重要任务,是“审治乱之纪”。《墨子》中《小取》对“辩”的功用、任务有如下的说明: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就《墨子》文本对上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明是非之分”主要是对“兼相爱”与“别相恶”两者是非的区分,“明同异之处”重在对爱人之道同异的明辩,“察名实之理”关注着仁义项下名实道理的考察。这些都是墨家学派,尤其是后期墨家对求治去乱纲纪的详察细审。所以,“审治乱之纪”应是墨家辩学及墨家逻辑的中心任务。
古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求知,是寻求世界整体及万事万物的原因和道理。围绕这一核心的思想家们需要的是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以求取科学知识。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以“求知”为目的,以“探索(求知)方法”为任务。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目的是“求知”。逻辑是推理的学问。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中心内容是推理。亚里士多德有关推理分类的理论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出了四种推理:
“证明的推理”、“辩证的推理”、“争执的推理”、“虚假的推理”。亚里士多德认可的是前两种,“证明的推理”则是核心。《工具论》的《前分析篇》开篇就指出:
“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研究的对象以及这种研究属于什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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