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纳普认为，尽管接受事态语言的决定本身不是对自然界的认知，但是，通常会受到理论知识的影响，就好像谨慎地决定接受语言等的规则那样。运用语言的目的是有意向性的，例如，传播事实知识的目的，将确定哪些因素与这个决定相关，在这些决定性的因素中，可能会包括运用事态语言的有效性、富有成果性、简单性。关于这些性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理论的本性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混同于实在论的问题。它们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对于绝大多数日常生活的目的来说，习惯的事态语言是非常有效的。这是一个基于我们的经验内容的事实问题。然而，事态语言的有效性的事实，是确证了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反而我们应该说，这种事实使得接受事态语言成为合理的。

因此，关于整个新实体系统的实在性或存在性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外部问题。许多哲学家把这类问题看成是在提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之前必须提出和回答的一个本体论问题。他们认为，提出一种新的语言是合理的，唯一的条件是，通过本体论的洞察力提出实在问题的肯定回答，能够证明这个问题是适当的。对此，卡尔纳普反对说，提出新的交谈方式不需要任何理论的辩护，因为它并没有蕴含任何关于实在的判断。“接受新的实体”，只意味着是接受这个新的语言框架，即接受新的语言形式，并不一定必须被解释为是指“实体的实在性”的一个假设、一个信念或一个断言。根本没有这样的断言。关于一个实体系统的实在性的陈述，是一个伪陈述，没有认知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是否接受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问题。这种接受不可能用来判断真假，因为接受本身不是一个断言，只是一种信念，是仅依据其是否更方便、更有成效、更能达到目的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提供了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这类实体的动机。

这说明，在卡尔纳普看来，关于“理论实体的实在性”问题是一个外在于语言框架的问题，应该作为无意义的问题排除掉。接受一个新的语言框架，也就相应地接受了由这个语言框架所假定的理论实体。不过，由于语言框架是作为一种工具来接受的，并不是作为真理来接受的。因此，理论实体也与语言框架一样，是一个方便的工具。承认所接受的语言框架中的理论实体，并不等于承认，这个理论实体就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论观，也是一种非实在论的理论观。

五、价值与影响

对于一种哲学观点来说，它受到的批评与产生的影响通常是成正比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之一卡尔纳普倡导的对科学理论的理想化的理解方式和强的可证实原则，虽然后来经过赖欣巴赫等人的不断修正，已经明显地由强变弱。但是，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语言的意义范围，强化了经验事实的无错性地位，夸大了科学方法的作用，受到了许多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家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与尔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反而体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的价值与影响所在。

首先，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第一次明确与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对象域。在此之前，关于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很零散的，主要集中在科学方法论层面，还谈不上形成一门学科。逻辑经验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和崇尚经验证实的作法，以及卡尔纳普详尽地阐述的由理论命题、对应规则和经验命题构成的夹心蛋糕式的理论结构观，虽然现在看来是很有局限性的，也是最容易受到批判的。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系统地突出了从哲学视角反思科学理论的结构与逻辑的重要性，是科学哲学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科学哲学是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

其次，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为科学哲学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

历史地看，科学哲学家正是在批判与超越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演绎了科学哲学今后的发展轨迹。主要体现在:(l)重新揭示“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2)重新思考卡尔纳普提供的理论结构的可能性与实现性;(3)超越把科学理论理解为命题集合，并把科学命题划分为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狭隘性、片面性及其不可能性;(4)基于科学史上典型的个案分析，对理论变化、科学进步、科学目的、科学方法与科学手段作出重新评价;(5)基于对科学家实践活动的跟踪研究与具体考察，重新阐述科学知识的内在本性，以求更客观地体现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本来面貌;(6)基于对科学争论的研究以及对科学主义与极端理性主义的批评，揭示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渗透的非理性因素，强调科学研究进程中所蕴含的跳跃性、非逻辑性以及个体性成份。

第三，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所蕴含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并没有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而消失。

当科学哲学家试图从科学实践的、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等视角，重新审视与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理论观的局限性时，虽然他们深刻地阐述了“观察渗透理论”、“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以及“科学规则的社会性与不确定性”等论题，揭示了科学家在解释实验事实、达成科学共识、形成科学信念等方面存在的意向性，认为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并不是科学理论的“污染源”，而是科学知识产生、保持、扩展与变化的必要前提或基本要素。但是，当他们在论证，作为一个维度和一种影响的“社会”因素与经验证据因素相并列，在知识选择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的观点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得出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与理论观，导致了旷日持久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种由此即彼的结论或两极对立的观点，显然源于同样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

实际上，从卡尔纳普强调以经验命题为基础解析理论命题和赖欣巴赫强调“辩护语境”而排斥“发现语境”的科学哲学，到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将两者整合起来的整体论的科学哲学;从基于科学史上成熟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复兴的对科学的实在论辩护，到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的诞生，再到科学知识社会家的极端的相对主义立场，其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这也是科学哲学界把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广泛地誉为传统观点以及在传统思维框架内无法克服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和理论观的原因所在。因此，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在重新反思逻辑经验主义遗产和批判各种形式的纯主观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维框架，才能超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些二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产生质的飞跃，达到更适当地理解当代科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