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或潜行散出，或临阵投降，即由各路随营粮官及地方官讯明所隶州县，酌量道路远近，无论大小男妇，每日各给口粮米五合，盘费银三分，令其各归本籍，给予路票，沿途毋许留难。到籍后，由本地方官讯明住居村落，归入附近民寨，每一户给以搭盖草棚之资五钱，暂资栖止。到寨之后，或有亲族可依，乃家业田产可以糊口者，自不致流离失所。即或无依无业之民，设年力尚壮，则当夫佣作，亦可各自谋生。如实在老幼无归者，许地方官核实查明，量给口实，统俟贼匪全定，再照赈灾之例通行核办。”^[8]先是设法安辑流民，使之各归乡里，给以安家之资和种籽农具，使之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并从事农业生产，使流民不致生活无着参加起义军，这种釜底抽薪的计策确实起到了瓦解农民起义的作用,但根本上的做法是解决流民的就业问题，使之从事各种劳动，恢复社会经济。清政府为了解决流民的生计问题，下令将战后无主田产部分分给流民使用耕种，还命令：“此外若有可兴之利，不妨奏明办理，如川省铜盐等项，或有可以资借谋生，无碍于官而有便于民者，各就各省现在情形，量为措置。”^[9]

  5、恢复和发展手工业。

 为了解决流民就业问题，清朝放松了对手工业的限制，逐渐恢复了山区各手工业工厂的生产，解决了手工业者的生活问题：“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之驱使厂内之人工作，利其资帖然为用，……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添数十万无业游民，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故只当听其经营，不可扰也。”^[10]又下令：“辟林垦荒，毋扰木、铁、纸、耳各厂。凡所谓开财源、广生计，俾棚民得各安其业。”^[11]

    流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使农民失业,政府对手工业加以限制,使手工业者失业,对商业予以垄断,使小商贩失业,再加上其他行业的失业者,形成了流民大军,生活无着,揭竿起义。其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使流民各归本业，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6、恢复和发展农业。

 白莲教起义使清廷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遭受了重大打击，在起义之后清政府积极致力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倡屯田，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安定人心，避免发生新的事端：“兵燹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心犹未革。如熤联营伍、立保甲、治堡寨、问民疾苦，兴劝农事。行区田法，教纺织，使务本计，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杨镇二堰，各灌田数万亩，他小堰百余，皆履堪濬治，水利普兴。”^[12]

   嘉庆帝也连下诏谕，处置垦荒安民问题：“或将查出叛产及被贼难民绝产，量为分给；或于旷闲地方，如南山老林等处可以耕种之区，拨给开垦。数年之内，免其纳粮。俟垦有成效，再行酌量升科，庶各安本业，不致复怀反侧。”^[13] “陕西南山老林一带，产经僻杂，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莫若酌情经理，安置难民，务令得所。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失业流民，日久即可作为土著，既有恒产，必有恒心。于招徕安抚及因地制宜之道，两有裨益。”^[14]

    在嘉庆帝多次谕令之下，清朝地方官员在起义发生地区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如卢坤在道光初年任陕西巡抚时，修筑汉江堤岸，筑坝浚淤，又修复了长安、洛阳、周至、岐山、宝鸡等地的河渠水利，劝民垦荒，使无地、无业的流民变为自耕农，使以前的佃农、雇工也部分地变为平民，提高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地位和生产积极性，使饱受战乱影响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既解决了山区流民的生计问题,又安定了社会秩序，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7、改良盐政。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盐引制度，实行食盐专卖，政府发给商人盐引，由商人持引到产盐地购盐，然后到各地营销。白莲教起义以后，清政府一度认为盐厂是流民聚居之地，易生事端，禁止山区开灶煮盐。于是灶户渐次歇业，雇工无以为生，贩盐为生的小商贩也生计艰难，时常发生雇工与厂主、小盐贩与垄断盐商及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盐政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社会安定，先后有不少地方官疏请改良盐政，直到嘉庆八年以后，担任陕西巡抚的方维甸又连续两次上奏，请将汉中府的盐课归入地丁，统一征收：

“今复设立土商抽盐办课，汉中本无殷实大商，认充者率皆市侩，抽盐抽钱，未免贪得无厌，即或公平抽收，而肩挑背负之人，获利有限，不肯分给他人，是以每遇抽课，斗殴口角，争竞纷然，随时征办，不能尽绝。请照凤翔之例，裁去土商，于洋县、西乡一律摊纳课银，庶免滋扰。”^[15]又：“所设土商向不持引运盐，皆俟小贩到境，抽钱抽盐，谓之抽盐办课，俟课项交足，即将官引截角缴销，谓之空截引角……且小贩到境不复抽课，已阅十余年之久，一旦为土商坐分其利，人情总不贴服，此等无业贫民，亦有军营散出之人，性复桀骜，若竟绝其生计，商贩相激，恐致酿成事端，此实地方隐患。”^[16]  方维甸的两道奏折终于得到了批准：“是汉中盐引，从不用以行盐，有案可稽，即使虚设引张，亦属无从稽察，今既裁去土商，应请停发引张，以归简易……现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列入易知由单，并有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17]

盐政的部分改革，使盐井盐灶渐次得以复业，小商贩得以自由贩运，解决了小商贩和盐工的生计问题，杜绝了盐商垄断剥削之弊，缓和了矛盾。

 8、改良社会风气

陕南山区民风淳朴,由于疏于管理,社会风气败坏,地棍横行,械斗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给贫苦人民生活造成很大扰害。仅以赌博为例：“匪中有领帐房之名，用青布数十疋，缝大帐房一、二具，凳桌皆备，遇民间红白事，头人持帖分送，张帐于其家，号曰款客。戚友吊贺，坐其帐中，即入赌局。家中稍有资产者，百计诱骗，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场，即为代赌，所输之数，勒主人作保担任，强抢牛马，逼卖田产，无所不至。”^[18]

这里的所谓匪中领帐房者及聚赌之人，绝不是一般的贫苦百姓，而是乡中的地棍无赖、游手好闲之徒和纨绔子弟，他们与胥役兵丁相勾结，包揽讼词，武断乡曲，鱼肉百姓，使劳苦人民深受其害。必须改良社会风气，才能消除祸乱，“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赌博，山内地虽荒凉而赌局绝大，往往数百两千两为输赢之资，无钱以偿，流而为盗。其赌自造宝盒，弹钱掷骰，不打马吊，不斗纸牌也，严明守令能禁赌博，即为清盗之源。”^[19]有许多时人的诗文说明了赌博风气之盛，劳苦百姓是赌博的受害者。赌博是社会混乱之源,严如熤认为必须禁赌才能清盗，只有严厉打击这些地棍无赖才能保证社会安定，这些作法也得到实施。

                          五、  结束语

陕南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管理松弛以及受历代战乱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直到明朝中后期，外地流民大量涌入，使这一地区与外界接触多了起来，流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与技术，使该地区得以初步开发，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一定程度发展，尤其是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以后，清政府为了安定秩序，恢复经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政策，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管理，促进陕南山区的发展，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并有所发展，人口、户数都有明显增加。以留坝厅为例，嘉庆十五年的户数比乾隆五十七年增加了五分之一强^[20]，四川、湖北毗邻山区的人口、户口数都有明显增加，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陕南山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银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21]

兴安府紫阳县的种植业也很发达，居民种植柑桔、漆树和竹子，获利甚丰：“山极高处皆有漆树，每千数谓之一刀，其价昂时，可值百金。……石窖贫民赖以存活。”^[22]

由此可见，由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在短短十几年之内，陕南山区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进一步开发，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