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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中叶陕南山区的善后管理与开发 陈建国 (陕西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邮编 712000) 摘要: 主要对陕南山区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自然条件、人员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对该地区的善后管理与开发的政策予以论述。 关键词：陕南山区 善后管理 经济开发
陕南山区地处川、鄂、甘、豫与陕西交界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人员复杂，交通不便，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直到清中叶白莲教起义以后，清政府为了强化社会治安，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自然条件和人员状况 陕南山区地处黄土高原与秦岭山系的交界处，汉江、嘉陵江贯穿其间，是高原、山地、河流纵横交错的地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地理形势和气候极为复杂。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发展水平直到明末清初还比较落后，主要以粗放型农业和简单的手工业为主，因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和技术的限制，农作物主要以耐寒耐旱而产量低的荞麦、燕麦为主，品种少，产量低，而且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每遇自然灾害，居民们往往受饥挨饿。 山区居民们为了生存，除从事农业外，还利用了山区的自然资源，从事采集药材、打猎、开矿、烧木碳、开木厂、纸厂等手工业生产。此外，家庭养殖业也较发达，明末清初已广泛种植产量较高的玉米，因玉米不能久存，于是多用玉米煮酒，酒糟喂猪，一家养猪往往多至十余头，长成后出售，换钱补贴日常生活。 因为地处偏远，条件恶劣，地广人稀，田赋较轻，所以从明朝中后期起，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来此开荒垦种以求生存，外地人员的大量流入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技术条件：“附近省民，利其地广赋轻，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土著目之曰新民。其他盐米食物较他省价减十之五，失业游民与避饥棚民往往以此为逋逃薮。” [1]移民成份复杂，流动性强，又常常因同乡、同行关系结成帮伙，管理极不容易：“川陕边缴，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江西各省约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召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2]到清乾隆年间，移民更是形成高潮：“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矿、竹箭、木耳、石菌，其所宜包谷、荞豆、燕麦，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3] 外地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陕南山区人口骤然增加，移民成份复杂，没有户籍、保甲等基层组织管理，使本来就因地处僻远、管理松弛的状况更为加剧了。清中叶白莲教起义以前，陕南山区居民的主要成份包括：
因为五方杂处，人员繁杂，阶级状况与人员成份显得盘根错节，鱼龙混杂。按其阶级关系可分为剥削阶级、平民、佃农和雇工以及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主要包括胥吏、差役、无业游民与一些地痞无赖等。由于成份复杂，所以阶级斗争也十分复杂，各阶级、阶层在不同形势下根据自己的根本利益此分彼合，变化不定。既有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又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反对官绅的斗争，还有雇工反对工矿主和平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反对流氓无产者侵害的斗争。
二、 白莲教起义前的行政管理状况
白莲教起义爆发之前，陕南山区管理状况相当混乱，由于地处偏僻，人员复杂，历史上就是事故多发区，明成化年间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活跃在这一地区，正德年间又有蓝廷瑞在此发动过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更是长期转战于陕南山区。直到清初，该地仍是民风刁悍，作官者往往视为畏途，千方百计避免被派放到该地，无奈被派去之后，又设法调离，没有把精力放在行政管理和发展经济上，于是行政管理日见松弛。地主、乡绅、胥吏、差役、豪富等欺上瞒下，贪横不法，包揽讼词，鱼肉乡民：“山内征收悉从轻，则民间尚有受累者，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盖山民应完税粮多是几分几厘，而距州县往往数百里，至县城又不能即上库给照，往返动至兼旬，则此几分几厘者非二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完则差役地棍于开征之时将山内花户代为完纳，名曰截粮。官利征收之早毕，不复稽查。照票入伊辈之手，故为挨延，俟至次年开征，向花户催索陈欠，花户不知已完，惧以陈欠到官，必受责比，任其鱼肉，于是算本利，索路费、用费，一照非数金不得。”[4]又：“加以光棍包揽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讼端。差役手捧一票，视为奇货可居。边境距州县遥远者，往往将所唤之人，羁押中途客店，店主串通一气，彼此分肥，为之关说，所欲既遂，则回禀。未票之先，已往邻省索诈。未遂或更有诛害之人，则云唤至中途，被某某等纠众抢回，禀请加票唤至城中，又羁之保户，屡月经旬，不得质讯，差役坐食两造饭银差费，一讼所用，动至屡百。至命案之邻证，盗案之开花，一票尤必破数家。”[5] 当时行政管理的主要事务就集中在赋税征收和司法上，由于管理不善，这两方面都出现了严重弊端，再加上兵弁的扰害,在白莲教起义前，该地区民众深受贪官污吏及地主豪右的剥削与掠夺，新垦荒地层层转租，地租数额增大，租佃关系混乱，农民流离失所，手工业工厂的雇工因厂主尅扣工钱或政府勒令停工无以为生而群起抗争，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也常因官府勒索敲诈而停业破产，沦为贫民。故而在嘉庆末年爆发了长达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遍及川、陕、甘、豫、鄂等地。参加这次起义的人员成份十分广泛，有农民、手工业工人，猎户、药农、纤夫、挑夫等下层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也有小商贩和小地主，这次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现状，加强管理，改革弊政，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统治。
三、 白莲教起义后的善后管理
白莲教起义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只有改弦更张,振衰起弊,才能渡过统治危机。所以，在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了一些政策，废除弊端，加强管理。 1、惩治贪官污吏，废除陋规。 嘉庆皇帝认为农民所以铤而走险,都是因为贪官刻薄小民而致,他下令捕治贪官,同时起用了一批声望素著、清正廉洁的官员如刘清、严如熤、龚景翰等，他们多能体察民情，打击不法胥吏与地棍无赖、无良商绅，并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如严如熤在洵阳县、定远厅、潼关厅及汉中府任上时，安定民心，发展经济，卓有建树。这些清正官吏的任用对改善吏治、安定局面、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清廷还废除了捐纳授官之例，决心正本清源，严惩贪酷，堵塞巧取豪夺之路，兴利除弊。 2、设官分治，加强管理。 为了恢复和加强对陕南山区的管理，清政府在起义后增置或改变了行政机构，专设增设官员加强管理，使原本鞭长莫及、管理不善的地区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如： 嘉庆六年十一月已亥置太平厅； 嘉庆七年七月辛巳析西乡县地设定远厅； 道光四年五月析洋县与周至县地置佛坪厅；[6] 在变更行政区划的同时，政府增派官员、弁兵加强管理与弹压，又在一些幅员广阔、抚治难周的地方特设了一些官职如抚民同知、抚民通判等，这些作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原来松弛混乱的管理得到加强，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3、安置乡勇。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招募了大量乡勇，乡勇成份复杂，素质低劣，军纪败坏，时常烧杀抢掠,他们多由一些地主家丁、富家子弟、地痞无赖、亡命之徒和游手好闲者充当，也有一些家仆和雇农、贫民，成为起义后一种新的不安定因素，也成为镇压起义后清政府不易解决的难题之一，经过各地督抚官员商议，收缴乡勇兵器，给以安家之资。对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划给荒地，使各归本业。对于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和各安其业的，清政府怕他们无业可从，聚众闹事，只好将其收编为兵，使不安定因素变为有利于统治的因素。 4、安辑流民。 流民问题是农民起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能否妥善解决流民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清朝统治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山内防维之策，总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开山作厂，既各安其业，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即偶有蠢动，而各保身家，长镵白梃，尽成劲旅，好乱之奸民，终不敌良民之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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