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哲学和哲学史观在以下几个方面是革命性。其一是解决了主体问题,不仅找到了它,而且从理论上表述了它。哲学和哲学史的主体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绝对精神,但人产生后出现的自我意识,这个本来是绝对精神的客体的东西成了“代理”,起了实际的作用。哲学史实际是从自我意识开始的。马克思说,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特别是黑格尔已经在主体问题上触及了“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其二是打破了“是”与“不是”的绝对界限。我们知道,无论是巴门尼德还是柏拉图,都将“是”与“不是”隔离化、距离化。柏拉图在三种生产中谈到了“是”与“不是”的问题:一种是“是”的理念的生产,它是且只能是神的生产;一种是木匠生产的圆桌,它们分有“是”(比如圆的“理念”、桌子的“理念”,它们似“是”而非,不是“是的东西”,而是按“是的东西”生产的“不是的东西”);再一种是画家的生产,它们只是对“是的东西”的“摹仿”,只是“是的东西”的影像。在黑格尔这里,“是”(肯定)与“不是”(否定)既有绝对界限(总体上说,精神为是,物质为不是),又有“内在联系”并相互转化(同一哲学),而每一次的否定之否定,都导向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其三是将哲学史逻辑化并历史阶梯化。一切都是推理,哲学史也不例外。因此,哲学史也好,一切别的意识形式的历史也罢,并不能按日常的历史观念、按时间和空间的自然排序展开。那样的话,只会得到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哲学走的是马克思称之为正确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这既与人类历史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一致,也同哲学史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一致。重要的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2马克思说,黑格尔从“是”的范畴开始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不过是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关于“是”的理解抽象化(第一条道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又通过否定之否定将其阶梯化、历史化。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有很强的现实感。当马克思说哲学是一切时代精神的精华时,正是说出了黑格尔的这个意思,精华不是别的,正是每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那个对“是”的更高认识。其四是对形而上学进行了革命,使哲学避免了像宗教那样倒向抽象性、神秘性。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开篇就谈过,哲学与宗教没有具体感性的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对“是”或“上帝”很“熟知”,但实际上却很贫乏。无形的“是”必须通过有形的“不是”来理解,无形的“上帝”必须通过有形的“耶稣”来理解。为此就必须要通过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具体到抽象,为了认识“是”,就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不是”,为了认识上帝,就必须通过耶稣和一个个传教士。具体物和耶稣一样,都是有限性,因而都是无限与绝对的对立面,因而是无限性的否定性,必须扬弃,而扬弃了有限性,不再是贫乏的抽象性,而是“是”或“上帝”的有血有肉的丰富性、复杂性,是为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到具体。到此时,才能说完成,才能说从“熟知”到“真知”。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可能存在某些误解,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范畴史理解为人的真正的现实历史。 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黑格尔完成了哲学,怎么还会有后来的马克思的革命呢?马克思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问题是,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完成哲学,这个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因为黑格尔哲学不过是表达了人的形成的历史,而不是人的现实的历史。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只是讲到了从“是”到“人”的历史,却没有讲“从人开始”的历史,因此黑格尔不仅没有真正完成哲学,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哲学。于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个方面便是:直接用人取代自我意识,同时明确表明,人不是结果和结束,人必须是开始。所以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3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只是自然界产生人的哲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人产生后的人“创造”历史的哲学。如果说黑格尔完成了哲学,那也不过是完成了人产生前的哲学,而马克思则开始了人的哲学。一般说,这种形式化的理解也说得通,黑格尔将人理解为结果,马克思将人理解为开始,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个根本性“颠倒”。但再深究就会发现,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两个阶段,既然主体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主体是且只能是人,即“人始终是主体”○14。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没有注意到人是教育者同时又是被教育者,从而“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5,也即这种唯物主义曲解了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句话,将之理解为一部分人是主体,一部分人是客体。对马克思来说,全部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分是自然史(人形成前),另一部分是社会史(人形成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明,“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因为人和自然界本来就是存在的。因此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6人既是原因又是目的。不是说自然史之后是人类史,而是说人把自然史和人的历史都视为自己的历史。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批判了费尔巴哈那种脱离人的自然。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是”的主体转换,也是另一种重要的“颠倒”。“是”的原则不是别的,它是且只能是“人”的原则,是为了人、服务于人,并只有通过人才能完成和实现。 如果“人”才是原则。那么与“是”的否定之否定类似,人的原则也要通过否定之否定的环节、通过现实的人的历史才能被感知,正如“上帝”通过耶稣、“是”通过“是者”才能被感知一样,但是,是者也罢,耶稣也罢,现实的人也罢,都是有限性,都是“是”、“上帝”、“人”的否定性。“现实的人”对人的原则的否定就是使人的原则实体化,只不过是以否定的形式、也就是异化实现的。但是,新的、更加具体的、更加丰富全面的人的复归不是别的,是且只能是个人的全面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阶级与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一种过渡、一种环节。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向人的复归。通过耶稣和各种宗教的努力,人们“熟知”了上帝,上帝不再是抽象空洞,而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同样,通过形形色色的“是者”,人们“熟知”了“是”;通过现实的人的多种多样的历史,人们“熟知”了人的原则。正如“是”的原则在否定之否定中走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性道路一样,人的原则也在这条道路上走向更加丰富。而这种丰富性是且只能是现实的个人(从人到个人)。这也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同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提出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开出了斯密、李嘉图、卢梭、巴师夏、凯里、蒲鲁东等长长的名单。○17但在这里,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是作为一种先在的、自然的、早期的、先验的原则提出的,即“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另一方面,这种现实的个人不是现实的,因为按马克思的意见,越是早期,就越不可能有所谓的现实的个人,因此所谓现实的个人不过是“对于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8这种现实的个人恰恰不是起点而是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物质生产的逻辑结果。因此只有马克思那个时代才有可能提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9马克思说,人类从来只提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恩格斯一语点出了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秘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0 马克思除了用“人”、特别是“现实的个人”“颠倒”、取代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外,在“是”与“不是”的理解上也完全“颠倒”了黑格尔。这几乎决定了他们哲学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尽管我们说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一定程度打破了“是”与“不是”的绝对界限,但是他们对真理性(是)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的。在这方面,黑格尔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显然很深,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和德国的哲学》中曾用一个传说形象地表明德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长于机械制造的英国人制造了“一个真正的人”,但英国人“却无法给一个灵魂”。○21正是灵魂和精神,才是黑格尔及许多德国哲学家心目中的“是”。但马克思却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得再清楚不过:存在从来都是物质的存在,意识是且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因此,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时,他并不是说人和人的思维在一边,实践在另一边,而是说一切都是实践,只能对实践谈真理(是),离开实践并没有一个“理论的”真理。意识、思想、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所谓的独立存在。
对马克思来说,全部历史就是人的实践,因此,以往哲学史的任务也就是描述和揭示这个历史,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2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功用。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这里,“说”的实践(写在纸上的实践)与“做”的实践同一。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对实践的描述而是对实践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实践必须整体性理解。首先,对马克思来说,实践且只有实践才是真理性的,正如黑格尔认为精神且只有精神才是真理性的一样。如此,人的思维、思想、理论作为人的属性与人的实践是自身同一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理论联系实际的外在性问题。必须把思维、思想、理论看成是一种实践的内禀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说法本身就表明,理论与实践是两种外在的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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