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结语－－－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如同前面所述的，知识分子似乎除了思想上先行者与不一定成功启蒙者的角色外，现今的知识分子到底要做什么？

针对这一个问题，如同E。　Said所讲的意思：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在于其批判意识。而这样的批判意识也恰能与前述的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这样的角色搭配，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这一个问题，我想也因为太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号称为知识分子但却一直没有扮演好这一个角色。对一切事务缺乏思考的冲劲与该有的问题意识，绝大多数只会与主流的价值随之起舞，到最后连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的角色都失去了。

至此，我想说的是，台湾与大陆的知识分子界对自己的社群的反省态度。我们都知道台湾与大陆在1949年以后，内部都分别发生了很惨烈的政治运动。在台湾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在大陆则以文化大革命为其代表。对这些惨烈的政治运动，近年来大陆针对了这些事件的平反出版了相当多的书，且还成为了畅销书，这些书我所知道的如如万同林针对胡风事件所写的《殉道者》；戴煌针对胡耀邦所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及史学大师季羡林针对自己在文革间的遭遇所写成的《牛棚杂忆》。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其实不论是在数量上与种类上都相当地多。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反观目前的台湾，虽然也曾有一股所谓的针对几个特定政治事件的翻案风，但诚如廖炳惠（1994）所观察到的：这些政治上的平反运动，并没有因而成为整体社会论述的核心，而是快速地被从镁光灯下移至私人化的场域中去进行讨论，最后终究成为私人事务。这或许是台湾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但也许我们应该去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有人说是历史失忆；有人说是国民党的教育成功；更有人说，我们应该忘掉历史的悲情向前看。这其中蕴含了许多的问题，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弃守了批判者的这一个角色。上述的那一些事情其实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但吊诡的是知识分子却往往都不针对此事发言，却反而在替不同的主流价值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因此表面上好象出现了许多的论述。但实际上，只是在学院的围墙内做自认符合规范的学术生产罢了，也因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远。结果开始有虚无化的现象产生，至此会有比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去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或到底我们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