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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从19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慢慢地从以往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随之而生的，是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事务也慢慢地解禁。这种冲破禁忌的现象恰是整个八十年代重要文化现象之一。而在历史研究这一方面，所产生最重要的现象末过于对台湾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乃至于现在所面对所谓显学的危机。但近年来，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地十分快速。但很可惜的是在质这一方面却少见有提升。简单地说，我们目前对台湾史的研究仍脱不了几个重要的典范（paradism）所提供的解释或是被选择好的解释。结果我们在一直被这些典范拉着鼻子走，这些现象中最明显的，我想应该是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关于对日据时代台湾历史的解释，除了过度化约的“抗日史观”与“台独史观”外，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解释上的可能性。甚至于当我们深入去阅读或是解构上述的两个主张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政治间犬牙交错的关系。 换句话说，台湾史的发展一直与政治上的发展与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或是更进一步地说与台湾岛经过众多不同政权统治下，所呈现的不同历史面额。但若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观察的话，如同廖炳惠（1994）将台湾史的发展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脉络下，也许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对到底要用哪一种史观或是说用哪一种政治立场去解释台湾历史在这个问题，进而重新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去寻找其它种不同可能的解释。 而我这一篇文章选择用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讨论的中心，我所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知识”的看法或是期望到底为何？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做讨论，其理由有二：首先，因为在1920年代的台湾，以台湾文化协会为开端，开启了一连串大多由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治社会运动；第二，这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其组成上，有别于他们的父祖辈的知识分子。台湾于1895年自清廷割让给日本，而1920年代正是割台后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成熟的年代。他们大都受的是西式的教育，且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有留学的经验，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乙未战后新生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与前辈受汉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以这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主体的社会运动，也确实在1920年代的台湾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过去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常常是以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因而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其中主体性的问题，我们所考量到的只是不同团体间的更替与国家的斗争。但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为什么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会有做社会运动的行动出现，若他们是如翁仕杰（1993）所言的转型的话，那除了翁所称的结构性的变化的那样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外。我们是不是还可能自知识分子自身去探讨这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进一步地说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知识”的。 二.对1920年代社会运动解释的迷思： 1920年代的台湾，有学者将之形容为台湾史上的“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而为什么是1920年代呢？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当时世界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观察。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在巴黎和会中结束，在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个组织。对于刚从猛烈地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透过国际联盟的成立，因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在这样的一股乐观气氛的影响下，全世界一时之间都陶醉在对未来美梦的塑造中。这样的一股风潮当然也影响到当时的亚洲，如在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一时之间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于殖民地如台湾扩散开来。而在这样的风潮的鼓动下，台湾也开始了一连串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这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以成立在1921年的台湾文化协会为起点，之后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因为意识型态的纷争而告分裂。之后由知识分子由主体的重要团体，还有如成立于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以及文协分裂不久后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且这几个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重要团体，前人也分别做过个案性的研究，而至于综合性的讨论无论是学院还是民间的都非常地多，在此并不一一而论。但针对每一个运动研究的专着有：林柏维关于台湾文化协会的研究（1993）；卢修一（1989）、简炯仁（1997）与陈芳明（1998）等人对台湾共产党的研究；在台湾民众党方面，则有简炯仁（1991）的研究。但简单地说，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处理这几个团体间或团体内部的问题，比较缺乏对当时整体台湾社会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关系的分析，也许是因为研究取向的限制，上述的研究都有将上述的团体过度“个案化”的现象，进而缺乏对当时社会的宏观视野与进一步的阶层分析。但如周婉窈（1989）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研究，即以此一请愿运动为起点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与知识分子社群间的互动提出了一些较宏观的看法。 大致上说，上述的研究仍大多以传统的抗日史观为书写的依据。我在此的意思并不是说抗日史观不正确，而是我所想要去问的问题是：那这样的一个抗日史观的正当性又是从哪来的？若我们都同意说，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众党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所组成的团体，我们在研究这些团体时，我们除了将其视为一个政治或社会运动团体来看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试图进入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去问他们为什么或做这样的事情或选择。换句话说，我们所要去问题的问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看法到底为何？他们所习得的知识是想要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但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太习惯用一些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方式去解释这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了。谈到这些社会运动则莫不与抗日有关；另一方面，最近也许与社会风气的开放有关，有些对社会运动的解释就干脆直接与左翼运动直接划上等号。我想上述的两种解释的方式，其实都有他们可取的地方，但至今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两个解释其实背后都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乃至于社会文化的脉络。而到底是不是这些特殊的时代意义或社会文化脉络影响了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或解释方式。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去证明，这些被过度化约的思考方式在很大的层面上是被建构成一个myth的。面对着所谓的抗日史观或左翼史观，我想这其中仍都是有许多应该被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如何看待知识——以台湾民报为中心： 接下来，我将以192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台湾民报》中的言论主要为社论的部份为分析的客体，并尝试去回答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看待知识的这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当时的那一个世界性对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潮影响下，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深切地感觉到这一股时局的变化，我们先举当时《台湾民报》的一篇社论来说明，该名为“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一文中，把欧战前后的变动比作“世界有史以来的大地震”，文中指出，“回顾我们的台湾，虽然是绝海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对于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象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文末更以“充实我们的智识，俾使顺应世界潮流。”相隔不久，1925年3月21日，台湾民报的社论又有以下的说法：“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势的势力都会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而代表着这一股想法的即为我前述所提及的乙未战后新生代。根据周婉窈（1989）的研究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在观察或了解问题时，比较能够采取世界性的视角”。……此外，还深受当时的时代氛围所熏陶，对人类社会怀着一种启蒙时代持有的天真而乐观的憧憬。而这一点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所谓的乙未战后新生代与前人最大的不同。 因此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运动或是说改变现状的方式即与他们的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如翁仕杰（1993）对所谓台湾民变转型的研究，翁即以“近代性反殖民统治政治运动”来形容1920年代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根据翁的研究，当时的台湾由于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所谓的知识分子会有转型的现象，易言之，即是从过去那一种“水浒传式的英雄”转变到进入体制与殖民者竞争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翁除了将Marx Weber对三种不同形式支配型式－－－传统型、法制型与神格型（chrisam）置放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他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说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以“近代型反殖民统治运动”去对抗日本殖民主义。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文本中去观察。在当时从事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一切的偶像，如生起世界的思想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一“新的世界”，是“世界的黎明期”，是“世纪的新世界”。对于这一个“新世界”，他们满怀期望。他们相信人类的社会终将会迈向“和平、自由与平等”，一向受强大民族虐待、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自由与平等的。且这一些知识分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充满了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 ……所以将来一切的国际战争，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在联盟中由世界 的公论可以容易解决，这个道理是很明白了。……有这个国际联盟氐 活动，人类的将来渐渐出现平和（和平）的光明……也可以证明全世界 的人类是爱平和，不爱相戮，国际场里已经失了武力的竞争，以后是 照人道主义振兴文化以贡献人类的实际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更确切地说，他们非常肯定人类的那一种“善的本性”将会支配往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也因此我们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当时“共存共荣”、“日华提携”与“日台融合”等一系列观念，能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间风靡一时。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态度，特别我们还可以从蒋渭水的“临床讲义”中发现。文中蒋氏认为虽然当时的台湾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儿”，原因是“知识的营养不良”。但蒋氏所提方法是利用教育的方式，“如此可在二十年内根治”。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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