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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种乐观的态度到了1920年代末期的时候，尤其是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以后，即发生改变了。论者皆认为这是因为左翼思想传入台湾的知识分子所致，一时之间许多的知识分子对过去那一种乐观主义展开了批评。甚者，成立于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还试图以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方式去进行武器革命，但并未能成功就被日本当局破获了。在另一方面，文协分裂后所产生的台湾民众党，虽然早期是由文协分裂后的右翼人士所组成，但不久也在蒋渭水的领导下介入工运与农运而左倾。此间时序也进入动荡不安的1930年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当时世界的局势随着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对外侵略而慢慢的紧张了，国际联盟的权威也因对侵略国的无力制裁而备受质疑。但与此同时，自1920年代末即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又重击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追求自由民主的风气。到了1930年代初，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兴盛也让国内过去的自由开放的风气为之噤声。更何况是当时殖民地刚开始萌芽的左翼思想运动了。因此现今许多研究都指出到了自19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就是让自1920年代开始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个解释，我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问题。但如同我前面所一再强调的，1920年代的几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团体，如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众党，他们的产生一方面象征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知识如何发生作用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这三个团体的那一种强烈的自许为启蒙者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强烈的菁英取向团体到底会有可能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自1930年代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智思想所引起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船过水无痕呢？更进一步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将上述三个团体的发展视为当时“知识分子社群”对“知识”的不同看法，与其先后发展脉络的历史。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直接评估说这些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如何地大；也许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担负了思想上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澄清他们到底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何？毕竟这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占全台湾人口比例是非常地少；且当时的传播媒体亦不如今日的发达，料想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办演讲会之外，应该是很少有其它的管道去传播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候，还是对我们这一些拥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好好再去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解释，我认为不应该是如论者所言的一概用抗日运动或爱国主义的思考方式去形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这样除了过度地化约历史事实外，还看到了不同政治势力在其中斧凿的痕迹，只是他们不愿去承认罢了。 四。台湾知识分子的宿命？ 至此，让我们姑且用结果论的方法去看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努力结果到底是如何，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发现虽然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所谓启蒙的时代，但事实上所被启蒙的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广大群众，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易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称职地扮演一个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外，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旧不是社会上“有力者”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说，从一些日后的发展如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并无法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被日本殖民政府抓了以后，他们过往的思想与行动对照起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而言，似乎是一个剧烈的断层。说得偏激一点，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存在最大的意义是对后世研究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者所生。但事实是如此吗？至此，我们要问下去的问题是：那知识分子到底在要对这个社会负担起怎么样的责任？ 根据Edward Said（1994）对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研究所言：他认为知识分子所应该负起的职责是：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 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状况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 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 在另外的一段文字中，Said更指出：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 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记录在 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 份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虽然Said所言知识分子的内涵所对话的对象与前述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不同。但Said的话却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提醒了我们关于知识分子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一个问题。简单地说，Said强调身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相关建制的批判性，这提醒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对话对象并不如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只有国家而已，而应该还有对“知识”本身的对话。但可惜的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个面向，我们将太多的精神摆在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政权的这一个问题上，且过去我们还没有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给分别考量。事实上，中国文化圈中那一种“贤人政治”的理想影响之下，知识分子自己也相信自己确实对国家或政权有一定程度应该负起的责任。也因此在对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从事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们一直无法从政治的牢笼中出来，我们可能刻意忽视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讨论，而满心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为职志；不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为职志。但至此，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做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省的。 但回到前面所谈过的问题，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他们与庶民社会的关系应该为何？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分别从台湾史上日据末期的皇民化运动、战后至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与1970年后开始实施本土化后及日后所产生民主改革去谈这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似乎大都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上。诚然前述的那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忠实地扮演好我们在进行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研究时的那一种ideal type的角色。但理想型终归是理想型，纵然是百花争鸣的1920年代，这些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恐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且事实上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是与当时政权合作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确有其影响力，但所影响的层面真是那么地大吗？ 我们姑且先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为讨论的起点。为了澄清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当时的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讨论皇民化运动对一般庶民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我们是在讨论国家与知识分子影响力孰大的这一个问题。在庶民史的这一个层面来说，我想以流传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两个故事－－“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为例来说明殖民政府透过教育的方式去“启蒙”一般人民的国家意识与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因而对自身社群的启蒙过程，两股势力间是否有其重叠之处，或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莎勇之钟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8年，在台湾的一名利有亨社的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因而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当时的台湾总督长谷川为了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而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另外一个国歌少年的故事是在当时的公学校课本中的一个课文，内容主要是1924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的故事，而简单地说，他真是一个爱国的小孩，连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这两个故事都分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国歌少年的这个故事就连日本人也非常地有兴趣。且顺势着这两个故事，当时的殖民政府还顺势地推出了许多与此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如拍摄电影等，藉以强化这两个故事的正当性。而这两个故事对当时的台湾人民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根据郑丽玲（1994）对台湾战时体制的研究指出，当时台湾在战争末期所实行的志愿兵制度，根据这些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资料，也可以发现这其中的理由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教育的成功”。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乃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被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而我们要去问的问题是在此间，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为何？ 在皇民化的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充分展现，前述1920年代的那一型的知识分子至此很少有其生存的空间，遑论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这应该也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口中的terror吧！在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权力的无力，或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只能如王昭文（1990）的研究所指出的：从政治的场域退回到文学的领域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想其中一定是有一种是前述如E。 Said所谈的那一种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类似的状况，我们同样可以在战后乃至二二八事件爆发间的台湾社会中看到。只不过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突如其来地面对日本殖民者的败退，对所谓的祖国感觉又是如此的模糊下。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人数投身所谓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同样的面对一个新时代。但可惜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机器，此间如192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团体或人物又重现江湖了。原本被禁锢的舆论一时之间也风起云涌了起来。但这一切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却仍是由一般人民所发起的，吊诡的是，事变后死伤密度最高的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忠实地扮演一个思想上先行者的角色，但也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君不见，自1949年国民党流亡来台后，自1950年代所产生的白色恐怖，抹煞了多少知识分子对改革社会的期望。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之后所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的“中国化”与当年日本的“皇民化”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处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无法去产生影响力，但在其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能力去对抗那一种李欧塔口中的terror。但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去对抗国家的影响力呢？
而从另一方面看来，不论是所谓的皇民化或中国化，目前所见受影响最深也最直接的，无疑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同时也给了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可能性。在过去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即便到现在，我们都不断地看到这种知识分子试图去启蒙大众的现象。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感度是绝对有他们的道理与他们的知识背景，但这样的思维模式却往往被启蒙这样的行为给限制住了。如同1920年代希望唤起民众从事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透过启蒙的方式去说服群众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在同时，却不免社会固定被视为“启蒙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进行启蒙，但有没有效果或会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效果则要配合当时整体社会的状况去判断。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自己“启蒙者”的这一个角色给绑死，结果与一般的群众越来越远，最后失败后，不是在那怪外来力量的压抑不然就是说自己对情势的错估。这其中其实也暗示了知识分子基于自己所拥有知识所产生的优越感，并因为这个优越感产生与社会的隔阂。到最后终于映证了中国的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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