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已历时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迫切的改革愿望和相对滞后的改革实践间的矛盾使得寻找出能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就中国过往的改革实践和西方民主共和制的形成过程中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推进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三个必要条件，即自发性、扩展性和目的性。进而，提出经济动力的假说，并用这些必要条件进行参照，从历史 、逻辑和我国改革实际三个角度，对这一假说进行论证。最终得出结论，经济的发展辅以其他因素的补充将最终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其中经济因素无疑是最根本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    成效
 
Abstract: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ation was first put forward in china. We had some achievements whil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epar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solved yet through 20 years reformation. I tried to find the three qualific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power of China political system reformation through going back to past 20 years  reformation in china and forming of western modern democracy. Furthermore ,I put forward economy power hypothesis and then evidence it with three qualifications . At last,I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economy is the fundamental power in china  political system reformation.
Keywords : China political system reformation   Economy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时至今日，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改革的愿望与改革的实践还有很大差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核心问题也一直成为改革的瓶颈。那么，这二十多年改革背后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它在今日和未来能否担当改革内在动力的重任呢？倘若不能，这种根本动力何在呢？我们又如何能知道这种动力能使改革自然而然、有的放矢、一以贯之地推进下去呢？而这也就是本文试图探究与讨论的。
 
一、探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动力的必要性
自解放以来，新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1979、1980年 [i]，至今政治体制改革已历经二十多年。这一旨在实现政治民主的改革大致包括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内容。 [ii]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iii]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iv]
然而，虽改革的愿望在日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刺激、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国内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益强烈而迫切。但是，就二十年改革的实践来看，在个人集权、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被纠正的同时，“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共领导人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传统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变革”。 [v]而“党政分开”作为十三大报告所强调的首要关键则至今“没有多少前进，甚至党政企职能交叉、互相扯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改革开放初期更严重了”。 [vi]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并不叫人满意。
在此，也正是强烈而迫切的改革愿望与相对滞后而缓慢的改革实践间的矛盾使得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能从根本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推动的力量。从而保证改革能自然而然、有的放矢、一以贯之地迈向政治民主这一最终目标。
 
二、中西民主政治改革中的动力分析：中国与英国的实例
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根本的推动力究竟何在呢？以史为鉴，我们不妨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二十多年实践以及西方民主共和制建立的源头英国去追溯一番。
（一）中国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动力分析
最直接、也最具可比性的乃是中国自己过去二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其间，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而这动力在当前是否还可推动改革的继续进行呢？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看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以后1979－1982年间，主要成效在于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残余影响，取消了领导职务终生制、制定接班人制，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的退休时间，并设置了为解决新老交替问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vii]其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十年浩劫使得无论是高层还是群众都深刻认识到原本体制中的弊端，从而吸取了教训，使这一阶段的改革相对比较顺利。
第二阶段则是十五大以来，以“政企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打击腐败”为主要成效的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其效果也并不如第一阶段那么明显，尤其是作为改革核心问题的党政分开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依旧收效甚微。
显然，第一阶段的改革是较为成功的，但就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来看，却是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过度偏离之后的一次返回。因而，作为要能在当下及未来持续保障改革推进的动力而言，它是无能为力的。第二阶段中，作为动力因素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就目前情况来看，似乎其作用还不明显，是否能担当起改革根本动力的重任还是一个未知数。
故而，在过往二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其原本所依靠的力量已很难在当下及未来的改革中发挥作用，而就目前情况来看，也尚未形成新的、明朗的、主导的、足以从根本上推动改革进行的力量。
（二）英国民主共和制形成过程中的动力分析
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可见，我们所要寻求的这种力量尚未明朗，未成气侯，我们也就很难由此找出一种确定的推动力。因而，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西方民主共和制的源头，虽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的民主，我们是人民民主。但就“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这一本质而言则是相通的。其形成的原理也或有可借鉴之处。
英国是西方民主共和制的发源地，其议会乃西方“议会之母”。而其形成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逻辑过程，资本主义发展使作为王权、贵族权、教权之外的“资产阶段”兴起，其手中握有的财产权一方面成为其要求限制主权、申张自己权利的必然，另一方面又成为这种权利申张的强有力的后盾，而当这一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足以与王权抗衡而打破原有的特权垄断，形成新的权力结构，从而组织起全新的权力组成形式，即现代民主的保证——议会制。
虽然，中英两国历史背景相异、阶级性质其殊，但就其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的推动力上，确有值得注意之处。
其一，这一动力与财产权密切相关。“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viii]虽然民主、自由、平等乃为人所乐道的天赋权利，但在历史演进中，我们也应明确认识到，人若是要求得自由、民主、平等，却需要与一定的能力与实力相连。而这种实力在历史及当下最普遍而直接的反映便是经济能力——财产权。一无所有者虽曾在民主的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推进力量，但这种作用更多地是体现在革命颠覆，而非建立、维护、运营一种民主机制，究其根本，他们没有财产，也就没有可以维护的东西，也没有加以维护的力量。
其二，这一动力的作用乃是一自发的过程。很明显，在英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乃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结果。而并不是靠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来推行的，这也就使得整个上层建筑得以确立的过程有良好而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作后盾。而这也是保证这种上层建筑不致排异，并在建立后能良性运行的保障。
 
三、根本动力须具备的三个条件：自发性、扩展性和目的性
回溯历史，虽然中国二十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中，并未形成一股明确的主流的推进力，虽然西方民主共和制建立的背景与阶级性质与我国殊为不同。但在这一番回顾之后，我们却可大致得出所要寻求的这一政治体制改革内在动力的几个必要条件。
（一）自发性——保证改革自然而然展开。
自发性乃是指这种力量应是排除人为安排，而依据其本身固有规律组织、运行的独立系统。类似于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而唯有在这自发的前提之下，这种力量才能不受制于个人意志，不受控于人为操纵，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摆脱完全依靠个别人的设计进行和完全依赖高层中少数人的意志来推行，才能有效规避在改革过程中因个人理性不足或少数人孤军奋战而多数人并不响应的问题。这就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自然而然地展开。
（二）扩展性——保证改革一以贯之地推进。
除了能自发地运行之外，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原动力，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还须能不断向外扩张。一方面，它能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发展的动力，以维持其本身的扩张进行。另一方面，它也要能与其它社会领域发生关联，并能在根本上影响其它领域的运行方式、方向，构成对其领域的扩张。前者将使得这股动力长期地有力推进改革的进行，而不致有一天突然消失或减弱，后者则使得这种力量在其它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中，占有最根本、最基础的地位，使得其它因素成为其所派生的支流。由此，也就保证了在这一动力的驱动下，改革能够—以贯之地推进。
（三）目的性——保证改革有的放矢地进行。
所谓目的性，即这一根本动力的最终指向须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民主，相 一致，否则纵其满足前面的自发性和扩展性，那也只能将改革引上歧路，而不可称为改革的根本动力了。当然，在看这一目的性时，也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目的是否一致，须以长期效果来看，倘短期有所背离，而长远看则相一致，那便是一致的；第二，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固然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律，则必有其自身的目的，若是与改革的目的完全重合则势必这两个系统重合，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所谓的一致性也是从整体效果上来看，虽其本身有独特目的，但整体效果上却与改革目标同向，或者可以通过辅助手段从而对某种异向性的效果加以修正的，那么，就达到了目的性这个条件了。
 
四、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性动力的经济——经济动力假说的提出与论证
由以上三个必要条件，我们虽然还不可确切推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但至少可知此—动力不是什么了。首先，它不是有人所谓的“历史传统”；其次，根本动力也非国际环境影响。那么，这一根本动力，“第一推动”究竟何在呢？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ix]由此，将目光聚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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