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过去了，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悲剧的冲击已渐停息。富士康不只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义务。”
　　我国大量企业的确是血汗工厂。但血汗工厂就会招致密集自杀吗？假如按我国普通理想情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
　　假如我们延伸视野，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二十多年来不断有这类现象。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后来我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乡村姑娘。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常常很难与男青年市民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乡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宏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未发作国企产权变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是国营单位，和通常以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仿佛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情曾有资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轻生。正如二十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乡村的窘境。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作劳工密集自杀？由于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的地，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地域的成年农民工，“重生代”较少，只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力钱回家。但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和二十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无法承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中国特征”的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阅历的。
　　富士康事情标明，“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曾经很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在”的“活动劳工”制度不能再持续下去。“活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向难以逃避，这就请求“或者给自在，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呈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持续多年，其中缘由到底是“中国特征”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征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