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老舍对北京市民社会批判
在《离婚》中的表现

摘要：老舍是市民形象杰出的塑造者。他的长篇小说《离婚》，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创作风格渐趋成熟的标志性作品。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中三种类型市民形象的分析，揭示出老舍笔下北平市民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内涵，感悟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文化批判。

关键词：市民；形象；批判

Abstract:Lao She is an outstanding public image shaper.His novel “divorce”,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 creative life,is a symbolic works that his creative style tends to be the mature.The novel,through three types of residents analysis of the public image,reveals Peking residents’character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at Lao She described and comes to realiz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public image.

Key word:Resident;Image;Criticism

前 言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来看，老舍是在第一位的。他的艺术世界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艺术形式，对他熟悉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并且，是北京的市民社会，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发掘，从而对民族性格、民族命运作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揭示出时代的本质。毫不夸饰地说，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①长篇小说《离婚》就是老舍艺术风格集中体现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正派市民以及新派市民，而长篇小说《离婚》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三类市民形象的典型，即小说的三个主要角色：圆通人老张、老实人老李、无赖和恶棍小赵。小说通过老李将乡下太太接进北平城在四合院内安家和营救张大哥儿子——张天真出狱两个简单的事件，描写了财政所内张、李、赵、吴、邱等一群小职员及其夫人们的生活心态，揭示了北平特有的市民性格特征和市民文化的核心内容——“固守着因袭的生活方式，排斥熔化和改造着新鲜思想和怪异文化。”②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三类市民形象的剖析，感受老舍对这三类市民形象的文化批判视角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一、张大哥——活化出北平市民文化 “精髓”的老派市民
    北平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严格支配着老派市民的思想与行动，因此，守规矩、讲礼节、敷衍软弱、因循守旧成为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早在《二马》这部长篇小说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位从故都北平走出来的规矩人——老马。在伦敦街上行走，老马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人就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辱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他讲究“面子”，演电影，扮富商，丢尽了国格人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说，老马的性格在西方文化环境里处处显出荒唐、愚蠢，那么，他进入东方文化环境后，则会显出和谐、静穆。”[3]《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在和谐、静穆的东方文化环境里生活着的老派市民形象。比起老马来，这个人物以与整个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与腐败的官僚机构的相通，以他的各种追求与整个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形成了又一个鲜明的老派市民典型。
    对于张大哥，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老舍让这位张大哥统领着小说中的一群人物——都是闹婚姻纠葛的人，演出了一幕幕平庸卑琐的几乎无事的悲剧。
    体面而富态的张大哥是北平的魂，是北平传统文化的化身。张大哥的思想是保守、封闭的，甚至在自然景观上也是非常狭隘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人，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都是乡下。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莫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④张大哥是极守规矩的，喜欢走“中庸”之道。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张大哥是讲礼节的：“他那年办四十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一千号人情，这是一个绝大的体面。”当然这也足见大哥当时给别人送了多少礼了。
    安分守己过日子，这是张大哥的文化生活模式，他喜欢平和稳重、井然有序，而在他看来人类得以繁衍和平稳发展的基石是婚姻。因而，小说一开篇便介绍道：“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和反对离婚。据他看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由此，张大哥热心于走家串户，为姑娘小伙们穿针引线。同时，张大哥又是极认真的，他有独特的“显微镜兼天平”原则：“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子，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这样才显得平和，才是上等婚姻。”被大伙公认的月下老人——张大哥，可以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而且婚事越忙，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撮合一对是艺术，弥合一对更是能耐。张大哥靠着一顿涮羊肉，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礼，愣是将老李从虚幻的“诗意”拉回到现实并接来了乡下的太太和孩子。对于张大哥而言，结婚过日子是实实在在的，娶老婆自然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那才是正道。至于自由结婚，大哥是不认同的，对于老李为了心中的“诗意”而要离婚，更是无法理解的。
    张大哥有其一套人生哲学，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敷衍妥协、折中平和，不走极端、毫无原则。对于政治的态度，他是：“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对于革命党，他必定永远留着神，躲着走，非到革命党做了大官，他是决不送的。”至于为人处世，张大哥更是处处透着圆滑与老练。正直忠厚的老李，是他的亲密朋友，无聊已极的吴太极和孙先生，也是他的好同事，专门坑人的小赵也是他的座上宾。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不可以作的事，除了得罪人”。由此，当老李和小赵摆在天平上，张大哥的指针还是会偏向小赵。大哥心里清楚：老李人品好、为人厚道，稍有对不住的地方，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后果。但小赵为人狡诈，又是科长太太的红人，得罪不得。“何况，为朋友而得罪另一个朋友不便，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三四块——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
    张大哥从自己的人生哲学出发，不但不得罪人，而且还热心助人，单是帮助老李接家眷便可充分体现他的热心。从租房子、置家具、弄炉子、裱糊墙壁、买茶壶茶碗，张大哥一手包办，甚至连烟筒的出口也勘察清楚，墙上的破绽如何用对联遮盖，全都安排地妥妥贴贴，这等周详与细致实在令人佩服。张大哥平日不但帮人做媒，还帮着办嫁妆、张罗酒席等。对其介绍的小俩口遇上麻烦事，他也是鼎力相助。如为那吃官司的庸医二兄弟开脱，还帮着找差事。他还收留了可怜又倒霉的丁二爷。老李生病时，更是帮忙照顾他的女儿。 
    就张大哥的热心助人而言，不但可取，简直有几分善良。但他那些以一切为敷衍目下的做法，又确乎可恨。出于好意，他劝老李从乡下接回了太太，阻止了离婚，但老李与太太却是同床异梦，勉强维持这段沉默的婚姻，这令老李苦恼不堪。他为害人的“庸医”——“二兄弟”托人情通关节，将他从警局里保了出来，而且说有机会再去行医，真不知此位庸医又会殃及多少无辜的病人。张大哥并不知道在帮人的同时，却又在害人。倒是他的朋友老李深刻地指出：“庸人的善意——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了一线光明，人们兴许还会闭上眼，受不住了呢！”
    张大哥是“永远顺着车辙走的人”，他保持着古旧的生活情调，遵循着传统的道德观念，恪守着封建宗法的人伦关系，一生以庸人的善意真诚地敷衍着社会中的一切，但他的宝贝儿子张天真，却成为他的“心病”，剪不断，理还乱。张大哥对儿子的要求，像多数市民对儿孙的要求一样不高，“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但没想到临了宝贝儿子几乎送掉了他的老命！更为可悲的是，当他的儿子因共产党嫌疑而被特务机关抓去后，在他帮过忙的同事中，除了老李外，其他人不但袖手旁观，而且尽量避着他，竭力声称自己和张大哥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弄到“大家这几天连说几张纸好似都该成几篇纸的必要。张字犯禁！他的儿子，共产党！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小赵更是趁火打劫，既勒索他的房产，又要霸占他女儿。万般能耐的张大哥在遭到不幸时竟至毫无所为，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头玩不了新玩意的“老驴”，并发出痛心的“天问”：“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一辈子安分守己，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老来老来叫我受这个，我完了。”
    老舍通过张大哥这一典型的老派市民形象，对那种积淀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包括伦理道德、等级观念、风俗习惯等古老传统和长期封建专制对人们心理及生活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发掘。受封建文化传统影响极深的北平的张大哥们，从政治地位到经济地位，都难以摆脱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实际处境。他们挤不进上层统治者的行列，又极力保持自身的各种利益，不至沉入无产者的队伍。他们不但不能成为什么新生产力和上升阶级力量的代表，相反，他们只能驯服地充当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承受压迫而不思反抗，只求在无聊赖中维持现状，保住自身一份平静的灰色生活。这也正是老舍先生所要批判的市民阶层的国民性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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