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加强,亚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权力场”。国际政治上的东亚是一个囊括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盟十国、美国,加上“泛东亚”范围内的南亚印度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诸多国家在内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区。东亚政治纷繁复杂,表现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多年来对安全领域的研究一直长兴不衰,各国学者和研究机构所出成果甚多,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安全研究更是日益成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突出课题。权力转移理论本身并非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但其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却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力。权力转移理论是基于权力政治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其对于权力的重视和分析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内核。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本文尝试吸收和借鉴权力转移理论的合理假定和框架,结合东亚安全的发展态势,就东亚安全架构的调整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打开东亚安全研究的新视角。东亚地区安全最突出的“问题转变”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发展。中国崛起带来了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崛起并没有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发生,而只是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调整而带来的有限的“权力变迁”,也就是伊肯伯里所说的“非典型的转移模式”。本文在参考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按照权力变迁的属性特点,选取了基本要素和指标进行分析比较,把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涵盖在内,选取了1991-2011年21年时间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区间,采用综合方法进行国家力量的衡量,以明确自冷战后东亚国家的权力变化态势。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美国超强的综合实力是中国难以企及的。虽然美国的绝对占比情况有所下降,但是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其优势是压倒性,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较量。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转移,中美之间只是力量对比出现了些微的调整,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是短时间内中国难以打破的,目前中国处于追赶美国的前期阶段。由此,本文认为“权力转移”与“权力变迁”存在理论内涵上的差异,东亚区域内目前的安全走势实际与权力转移理论所讨论的形势演进是不同的。权力变迁是导致权力转移的必经过程,权力转移是权力变迁的最终指向。在权力完成最终转移之前的所有阶段都可以看作是权力变迁的范畴。所以在实际意义上权力变迁与权力转移有类似量变与质变的逻辑关系,当权力变迁超越权力持平阶段后,权力转移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向。权力变迁之所以先于权力转移产生安全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权力仍然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安全的必要手段。权力变迁必然会引起安全感的消长、新安全议题的出现、安全纠纷的深化以及安全关系的调整,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常常因此而在所难免。权力转移理论没有直接提及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是将权力转移与国际(地区)秩序做了直接的链接,认为权力的相对增加或者降低将导致权力要素的重新流动和配置,进而撼动国际(地区)秩序,使之进行符合现实权力的变革。笔者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区域安全的新形势。并非是决定性的权力转移、而是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本身就已经足以产生国家间安全互动关系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不仅将决定未来是否出现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更将决定权力转移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地区)秩序。应该看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确实已经成为重组东亚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步入21世纪后一直在发生变化。“权力变迁”进程中发生了大国战略再调整,奥巴马政府“重返东亚”战略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安全态势,重新明确美军未来的战略重点,确保亚太地区是美国本世纪内的全球战略重心。美国这波的战略调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不仅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上,而且也在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都将出现美军全球安全态势决定性向亚太转移的趋势。第二,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与中国有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三,美国强调“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谋求全面提升美国的领导地位,将稳定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作为实现区域内国家与美国全面合作的“政治保证”。第四,在外交、经济和战略等领域“多管齐下”,谋求美国从亚太经济中获益和让亚太区域贸易成为美国出口振兴战略突破点的同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寻求与中国的全面对抗,因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看到“新冷战”的发生。权力变迁视角下东亚区域安全关系发生了一系列调整与变化：首先,军事同盟体系不断增强,东亚区域内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出现了向各种形式的三边防务对话与合作升级的显著趋势。其次,美国及其主要同盟国家都在纷纷拉拢亚太区域内的另外一个崛起国家——印度,通过笼络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避免中国崛起带来竞争性的战略集团的建立,并通过实质性地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力求主导中国崛起过程中亚太区域“均势重建”的历史性进程。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一环,美国把印度定位为未来南亚和中亚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最后,将东南亚作为美国获取新的战略资源、避免中国地缘战略影响力扩大的重要领域。为此美国要进一步强化在东南亚的存在。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以多边机制对中国开展“制衡性”策略。权力变迁的过程同样也是地区安全秩序重组的过程。为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稳定、和平与繁荣,重视大国崛起必然带来的权力变迁的复杂效应,需要我们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首先,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特别是防务政策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管理东亚区域内正在不断上升的安全困境。其次,大国彼此之间的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必须采取慎重的立场和态度,减少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内竞争性政治利益的干扰和影响,保持国家间关系的开放和接触,是避免权力变迁所产生的安全不信任演化为军事冲突点的关键。最后,除了传统的军事同盟之外,区域内的国家应该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区域安全制度,在不断引进和扩大区域安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避免单纯的权力制衡机制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制衡效应”。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或者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都在相应地进行安全政策的调整。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未来东亚安全的新秩序本质上取决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而并非只是由大国关系决定。六方会谈机制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东亚安全机制的有效尝试。东亚安全的新秩序不应只是建立在权力制衡基础上的均势体系,更应该建立在能够规范和处理更多安全争议的、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框架内,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关键词】 权力转移； 权力变迁； 东亚； 安全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