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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百万人） 67.68 1.74 21.02 14.68 资本（十亿元） 2516.51 7.54 226.83 307.83 地区生产总值（十亿元） 1315.43 3.03 132.37 174.27 3 结果与讨论 表3 给出了技术变化指数TPCH 及其分解结果。结果表明，全国29 个省份（包括直辖 115 市、自治区）中，有15 个省份的TPCH 大于1，其余14 个省区的TPCH 小于1。特别是， 在东部地区，除福建外，其他10 省份的TPCH 均超过了1，因此东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技 术进步趋势。然而，在中西部地区，仅有5 个省份的TPCH 均超过了1。29 个省份几何平均 的TPCH 指数为1.085，表明研究期间内，在全国水平上，也存在技术进步的趋势。 分解结果表明，在技术变化的两个分解项中，平均而言，技术变化的投入偏向指数 120 （BICH）为1.10，超过了技术变化的数量指数（MACH）0.99。因此，技术进步主要来源 于技术变化的投入偏向，而非技术进步的数量。当然，这仅仅是全国平均而言，事实上，不 同地区导致技术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在29 个省份中，有16 个省份的BICH 超过了 MACH，另外13 个省份则是相反的情况。这种差异性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体现得尤其明显： 理。 2 199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采用资本形成隐含折算数代替。资本 形成隐含折算数=现价资本形成总额/（基期资本形成总额*资本形成的增长指数）。1990 年之后 个别省份的缺省值也采用同样处理。 中部和西部共18 个省份中，有13 个省份的BICH 超过MACH，占比为72%；而在东部的 11 个省份中，只有3 个省125 份的BICH 超过MACH，占比仅为27%。因此，在中、西部地区， 投入偏向是技术变化的主要来源，而在东部地区技术变化的数量才是主要的贡献者。 在29 个省份中，共有21 个省份的IBCH>1，4 个省份的IBCH<1，另有4 个省份的IBCH 等于1。因此，大部分地区的技术变化都体现出了非中性特征。其中，技术变化偏向最为明 显的地区为上海，偏向指数高达3.12。当然，技术变化究竟存在怎样的要素偏向性，还需要 130 结合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才能判断。回顾表 1，如果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并且IBCH>1，则 意味着劳动节约偏向，反之IBCH<1，则为资本节约偏向；如果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并且 IBCH >1，则意味着资本节约偏向，反之IBCH<1，则为劳动节约偏向。表3 给出了各省技 术变化投入偏向的判断结果。 表3 技术变化指数及其分解项 (1985-2009) 135 Tab. 3 Technical Change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Items (1985-2009) 地区 TPCH MACH BICH 2009 1985 ( / ) ( / ) K L K L 投入偏向判断 北京 2.24 2.29 0.98 6.36 K 节约，L 增用 天津 1.37 1.32 1.03 15.10 L 节约，K 增用 河北 1.31 1.24 1.06 16.90 L 节约，K 增用 辽宁 1.37 1.31 1.04 12.50 L 节约，K 增用 上海 3.10 0.99 3.12 19.19 L 节约，K 增用 江苏 2.07 2.19 0.96 22.51 K 节约，L 增用 浙江 1.89 1.79 1.06 22.16 L 节约，K 增用 山东 1.14 1.07 1.06 13.02 L 节约，K 增用 广东 1.64 1.18 1.41 12.89 L 节约，K 增用 福建 0.96 0.71 1.35 15.50 L 节约，K 增用 东部地区 海南 1.14 1.11 1.03 6.88 L 节约，K 增用 山西 0.88 0.84 1.04 7.41 L 节约，K 增用 内蒙古 1.45 1.41 1.03 32.44 L 节约，K 增用 吉林 1.25 1.18 1.06 16.54 L 节约，K 增用 黑龙江 1.03 1.03 1.01 6.53 L 节约，K 增用 安徽 0.69 0.69 1.00 8.21 中性 江西 0.68 0.68 1.00 11.51 中性 河南 0.80 0.77 1.04 15.48 L 节约，K 增用 湖北 0.93 0.78 1.20 11.66 L 节约，K 增用 中部地区 湖南 0.57 0.52 1.11 15.68 L 节约，K 增用 广西 0.58 0.53 1.16 21.27 L 节约，K 增用 川渝 0.64 0.65 0.99 12.05 K 节约，L 增用 贵州 0.66 0.66 1.00 8.65 中性 云南 0.69 0.67 1.03 10.08 L 节约，K 增用 陕西 0.84 0.83 1.02 11.11 L 节约，K 增用 甘肃 0.83 0.83 1.00 10.21 中性 青海 1.18 1.10 1.08 8.14 L 节约，K 增用 宁夏 0.91 0.86 1.05 6.37 L 节约，K 增用 西部地区 新疆 1.84 1.85 0.99 8.86 K 节约，L 增用 全国平均 1.08 0.99 1.10 12.15 L 节约，K 增用 结果显示，所有省区的资本-劳动比率在研究期间均得到了大幅度上升，反映出至1985 年以来中国资本深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在29 个省份中，有21 个省份的技术变化表现出劳动 节约、资本增用的偏向，北京、江苏、四川和新疆等4 个省份表现出微弱的资本节约、劳动 140 增用的偏向，另外还有4 个省份表现出中性技术变化，分别是安徽、江西、贵州和甘肃。因 此，从平均意义上，研究期间，我国的技术变化体现出劳动节约和资本增用的偏向。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宋江华[15]、黄先海，徐圣[13]，以及戴天仕，徐现祥[16]的研究 结论，但是我们还发现了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而他们的研究均是基 于全国整体层面的，无法获得国内各地区技术变化的偏向性。 145 以上结果表明，我国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与发达国家是类似的。如前所述，许多针对 发达国家技术变化要素偏向性的研究均发现其技术变化总体上偏向于资本增用和劳动节约， 这与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是一致的。但是，我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的特点却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而其技术变化也向着资 本增用的方向演进，这与要素禀赋结构是相背离的。技术演进的方向偏离要素禀赋结构的结 150 果必然是经济效率的低下。一个更让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技术变化产生资 本增用的偏向？我们认为，这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寻找答案。 从外部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可能导致我国技术变化产生资本增用的偏向。 Acemoglu 和Zilibotti[1]与Gancia 和Zilibotti[25]从技术扩散角度分析了技术变化的偏向，认为 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的成本应用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因而, 既然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越来 155 越偏向资本增用, 那么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或者模仿获得的技术进步也应该偏向于资本增 用。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技术贸易，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国内的技术水平；同时通过先进机器设备的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推 动了国内研发水平的提高。因此，由于大量采用发达国家偏向于资本增用的技术，从而导致 我国技术变化方向的演进趋势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 160 从内部方面来看，我国技术变化的资本增用偏向可能内生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过度和 过早资本深化的结果。这一点对于我国技术变化偏向性的形成来说可能更为关键。技术结构 应该由经济体系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然而，一些研究发现，转型改革期间，我国的资本 深化过程出现了过度和过早的趋势，并由此导致技术选择日益偏向资本增用和劳动节约的发 展路径，背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26, 27]。至于出现过度和过早资本深化的原因， 165 从根本上来讲，是赶超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 我国技术变化的资本增用偏向与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资本不断驱逐劳动，这在根本上 违背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将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和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 [28]；并且，技术变化的资本增用偏向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失衡，是近十年来导致劳动收入 比重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13]。因此，我国应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使技术发展的演进路 170 径与要素禀赋的变化路径相一致，这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首先，政府应转变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逐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推动技 术结构的升级，使技术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协调，而要避免不顾要素禀赋的约束，盲目地 推行技术赶超战略。其次，需要处理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两类产业之间的关系，控制 资本的过度和过早的深化，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和劳动禀赋结构的匹配，从而推 175 动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最后，在引进发达国家产业和 技术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选择“适宜”技术，避免对劳动力 的过分挤出。 4 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距离函数的非参数分解法，考察了1985-2009 年期间我国技术变化的要素 180 偏向性，主要结论如下。 研究期间内，各地区技术变化存在较大差别。在全国平均水平上，存在技术进步的趋势， 但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的贡献。不同地区技术变化的主要来源具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在中、 西部地区，投入偏向是技术变化的主要来源，而在东部地区，技术变化的数量才是主要的贡 献者。大部分地区的技术变化都体现出了非中性特征，且主要表现出劳动节约、资本增用的 185 偏向。这与我国的要素禀赋条件是相背离的，将不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损害我国的经 济效率，也不利于改善劳动的收入分配。我国技术变化的资本增用偏向可能一方面来自于发 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另一方面源于过早和过度的资本深化。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应该推 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控制过度的资本深化，通过要素禀赋的逐步提升来促进技术结构的 升级；同时在技术与产业的选择方面，要重视技术与要素禀赋的匹配，鼓励密集使用劳动的 190 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主研发，推动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 展。 本文只是初步探索了我国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及其可能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 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导致我国技术变化产生资本增用、劳动节约偏向的决定因素 是什么？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将如何演进？这种偏向具有怎样的经济效应？回答这些问 195 题还有待更细致的研究，而这正是我们的下一步工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Acemoglu D, Zilibotti F.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2): 563-606 200 [2] Hicks J R. The theory of wages[M]. London: MacMillan, 1932. [3] Ruttan V W.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2002, 69(4): 781-809. [5] Acemoglu D. Labor- 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学术论文网T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