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题名】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

【摘要】 近代以后，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面对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在针对发展经济而提的“走出去”战略下，急于寻求“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了。然而，作为惟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官方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停刊。本文拟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四个时间段全面考察《中国文学》50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总结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侧重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对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感兴趣，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文学》的生产及其传播和接受分别发生在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主要受源语环境的制约，其译介渠道、译介效果和译介功能主要受译语国家环境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改写理论、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几种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些译介要素。《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赞助人和中英文编辑构成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赞助人包括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前者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构成，后者由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外宣的出版单位单位构成。这种复杂并更换频繁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中文编辑负责挑选作品，英文编辑即译者负责翻译，虽然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中文编辑的改稿权始终大于译者。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译什么）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怎么译），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时近时远，翻译策略从信达雅过渡到解释性翻译。集中型赞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译介主体在翻译政策的制约下为国外读者确立了一批代表中国文艺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由于国内形势、编辑方针、国际形势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家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受源语国家审美制约的刊物装帧设计和受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发行周期也表现出不同特征。于是，带有不同阶段特色的作品、装帧、美术插页和发行周期都直接影响着刊物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虽然刊物对译介对象有自己的定位，但是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期待规范的制约，实际读者跟目标读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通过读者来信、报刊评论、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和高校的教学使用状况可以看出读者对刊物的接受情况；通过刊物的发行量、书刊的转载量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可以看出刊物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等内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译介的内容在国外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除了创刊初期杨氏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得到肯定之外，刊物的译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译介渠道也一直处于有所发展但始终发行不畅的状态。因此，刊物在国外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然而，作为专业人士的编译人员属于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受国家赞助人的制约，可其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不尽然一致，因此，他们在译介作品时，往往更多考虑译语国家的接受规范。刊物的译介便在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机构译介的刊物在国外的接受更多受到国家外交关系、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国外发行渠道的制约，源语国家无法通过操控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来完全控制其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便在所难免。国家通过掌握文学期刊这一象征资本，五十年来赞助其连续不断的出版发行，使国家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得到一定的累积增殖，但是文学译介为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刊物的投入，于是《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遭到停刊的厄运。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只涉及语言翻译问题，它受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赞助人、专业人士、翻译政策、读者期待、发行渠道的制约。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国家只有在“谁来译介”、“译介什么”、“如何译介”几个方面尽快转变译介理念，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