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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其历史演变中，为适应交际的需要，不但扩大了称量范围，从指示数量扩展到指示名量、结构、程度、情状等。而且还扩展了语法功能，即部分在非名词性词语前的“个”的指量意义逐渐弱化，发展出了连接功能，已从量词演变为结构助词。 一、引言吕叔湘先生说：“‘个’是近代汉语里应用最广的一个单位词（或称量词、类别词）。”历史上“个”曾有三种写法：箇、個、个。“箇”作为量词，始见于《说文 竹部》：“箇，竹枚也。”唐宋时渐趋流行；“個”字最早见于郑玄《礼仪注》，以后趋于普及；《集韵》：“箇，或作‘个’，通作‘個’。”“个”字，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 通说上》：“介字隶书作 ，省则为个矣……（后人）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王力先生认为“个”作为量词，先秦时萌芽，两汉时期稳步发展，但适用范围单纯，只表示竹子的单位，到南北朝时期，适用范围有所增加，可量“物”，也可量“人”。本文主要是从辛弃疾词中“个”的使用法，来看“个”在汉语史中的发展情况，即它怎样由量词发展为指代词，而后又作助词这一发展脉络的。 二、辛词中口语词“个”的使用例有学者将辛氏经历以及歌词创作，依据先后次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南归后的第二个十年；投闲置散的两个十年；起废进用的最后五年。而其带有“个”字的词大都作于闲居江西上饶的带湖及瓢泉别墅，即作于其置散投闲的那两个十年之中。从笔者搜集到的十三篇带有“个”的词中，我们可以略微窥探一下“个”在当时南宋口语词中的使用情况。笔者现将这十几篇中“个”字的使用例归纳为四类：2.1数（量）词+“个”：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山前。”（《西江代写论文月》）；“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夜游宫》）；“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满江红》）；“古来三五个英雄。”（《浪淘沙》）；“略开些个未多时，窗儿外，却早被人知。”（《小重山 茉莉》）2.2指代词+“个”：如“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千年调》）2.3动词+“个”：如“平章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沁园春》）；“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夜游宫》）；“是则是、一般弄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洞仙歌》）；“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武陵春》）；“十里涨春波，一棹归来，只做个、五胡范蠡。”（《洞仙歌》）；“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最高楼》）；“更作个、亭儿名亦好。”（《最高楼》）2.4形容词／副词+“个”：如“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金印累累佩陆离，河梁更赋断肠诗，莫拥旌旗真个去，何处？”（《定风波》）由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前两类用法“个”作量词，后两类用法“个”作结构助词。根据王力（1958），“个”的量词用法已见于汉代，如：“木千章，竹竿万个。”（《史记 货殖列传》）。而其结构助词的用法到唐末的文献中才见到，如：“‘如何是皮？’师云：‘分明个底。’”（《祖堂集 镜清和尚》）；“好个家男女，有什么罪过？”（《祖堂集 丹霞和尚》）而在辛弃疾时代，即南宋这一时期，“个”的这两种用法都已发展地很完备，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已广泛使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后起的结构助词“个”就是由量词“个”直接发展而来的呢？ 三、量词向结构助词过渡的中间环节——指代词关于量词如何发展出结构助词这一用法，已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石毓智先生认为量词向结构助词的演化必须经过指代词这一中间环节。汉语量词与结构助词的特殊关系是由汉语句法结构的特性造成的。量词作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用法存在于广大的南方方言中，如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及客家话等，包括部分靠近南方的北方官话，如湖北方言等。那么，量词是如何发展出指示代词的这一用法的呢？石毓智先生是用汉语中存在的“结构赋义规律”来解释的：谓语动词之前的光杆名词（通常为主语）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性的语义特征，之后的（通常为宾语）则自动被赋予一个无定性特征。例如：（1）a.人来了。b.来人了。（2）a.书我看了。b.我看书了。这两例中的a组的“人”和“书”所指都是交际双方共知的，是表示有定的；而b组则可以指任何一个个体，是无定的。石先生说这是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强制作用于普通的光杆名词，并且已经证明它普遍作用于汉语的各方言。但量词本身在有定无定的表达上是中性的。这里“有定”和“无定”的含义来自于结构赋义，即出现在某一句法位置上便会自动赋予这个语义特征。而在许多南方方言中，当表示单一个体时，“量+名”短语可以自由地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受结构赋义规律的作用，表示有定的事物，功能相当于加上一个指示代词。例如：（3）汕头话：张画雅绝。（这张画漂亮极了。）（4）潮州话：张纸克来。（那张纸拿来。）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笔者就此问题曾与笔者的导师探讨过，他认为像上述所举的潮汕话例子中的“个”不一定就是指代用法。用普通量词省去“一”的说法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这在闽南方言中就不存在这种用法。所以，笔者认为这种认为在广大的南方方言中以“量+名”的形式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个”不能只把其理解为指示代词。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以此类推，所有的以“量+名”形式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量词都可以理解为具有指示代词的用法了，即量词在广大的南方方言中具有指代用法便有了普遍意义，而不是“个”的特例。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近代汉语中的普通量词“个”发展出的指代词和结构助词，从这两种用法发展的先后顺序也可以说明，指代词是较结构助词先有的用法。前文中已提到，王力先生认为“个”的量词用法已见于汉代，它的指示代词用法最早见于隋唐初期的文献，而结果助词的用法直到唐末文献中才见到，也就是说，“个”的指代用法比其结构助词的用法早出现近两、三百年的时间。 四、从辛词中“个”的结构助词用法看其虚化的演变过程从笔者搜集到的包含“个”的这十几篇辛词中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上文探讨的“个”的指代词用法，只有量词与结构助词的用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个”的指代用法在宋代就没有。笔者查阅了宋代其他诗词人的作品，发现“个”的指代词用法还是存在的，只是它常以合成词的身份出现而已，例如：（5）山头一任天灯现，个事何曾落见闻。（范成大《东林寺》）（6）海神亦叹公清德，少见孤舟个样轻。（刘克庄《送真舍人帅江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这三位词人的生活年代相距甚远而导致其使用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缘故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地域的不同等等。经笔者考证这三位词人的生活年代及其各自的籍贯，笔者发现，范成大（1126——1193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刘克庄（1187——1269年），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县）人；而辛弃疾（1140——1207年），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从这里就不难看出，这三位词人生活的年代相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诗词中“个”的使用，应该不是受时间的影响。再看一下他们的籍贯，即可得知前两位均属于南方人，而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属于典型的北方大汉。那么，前两者词作中口语词“个”的指代用法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当时南方方言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个”在当时北方方言中还是没有指示代词用法，但当时的部分南方方言中已经由量词用法发展出了这样一个小分支，即具有了指代词的功能了。纵观“个”的历史演变，即“个”从量词发展为结构助词，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学者考察唐五代的结构助词“个”主要见于唐诗、禅宗语录、敦煌变文等几类文献，并且在不同的文献及一种文献中不同作者的作品里面分布是不均的。可以说，这一时期唐诗中的助词“个”不多见，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不用，用的话也仅是一两例。而吕叔湘（1984）详尽调查了“个”的用例，语料包括近代汉语各个时期的文献，得出用在非典型宾语前作宾语标记的用例中，出自宋金时代材料的较唐代的要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应是结构助词“个”的大发展时期。而在元刊杂剧中这样的用例更是俯拾皆是，用法也丰富多样，可见，“个”作为结构助词的使用在这一时期已是相当普遍了。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宋代助词“个”的使用。根据部分宋代文献资料中出现的“个”的用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个”有两个特点应引起注意：其一是在晚唐五代的基础上，“个”的功能更加成熟完备了。以北宋初年成书的禅宗史料《景德传灯录》为例，出现了处所名词带“个”后作定语，双音节形容词带“个”后作状语及“个”字词组作谓语的用法。其二是虽然“个”的用法更加成熟完备，但其数量却增加不多（以《景德传灯录》与《祖堂集》相比较而言）。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即功能成熟与数量变化不大这一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曹先生对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这一现象一是与编纂人有关；一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具体来说，《景德传灯录》编纂采用的是半官话的形式，语言上自然要比寺院僧侣自行编纂的《祖堂集》规范一些，所以，像“个”这种带方言性的俗语词就比较难出现了。再有就是，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在中原地区，当时的“官话”应当也更多地带有中原方言的影响。因而《景德传灯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语言就会较接近“官话”，而排斥南方方言词语。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较科学合理的，它既考虑到了文献成书的时代背景，也顾及到了其产生的地域特点及人文历史因素，因而其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到南宋时，助词“个”用法还在继续使用，从南宋儒家语录《朱子语录》及辛弃疾带“个”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发展主要是动词带“个”的用法逐渐增多。例如，从辛词“个”字的用例中，就可以看出其动词+“个”占了绝大多数。由此可见，“个”的用法是在其使用中不断演变并发展出新的用法的。最终从量词“个”虚化而成了结构助词“个”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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