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树目录学新风众所周知，梁启超生活在清朝末年，当时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新思想不断涌入，一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改良分子积极寻求富国强民之路。而以前的目录学只是作为一门学术研究工具，梁启超顺应这一思潮，主张目录学为国家自强服务，并且围绕这一点展开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且为我国目录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图书著录是按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对其内容、外表形式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中国的目录学虽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图书著录方式可以说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图书馆学那学过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熟悉和掌握这种新学问的便是梁启超。在著录方面，梁启超主张采取圈识、识语等一些特殊的标记。“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目的是“为学者购读而设”。比如《西学书目表》的正表部著录图书为357种。用圈的数量越多，表示书越重要。梁启超的目录学著作除了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图书外，还注意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算是对清朝以前的文献典籍进行编撰，梁启超的目录学著作则揭示了刊印于1876年的《书目答问》之后几十年学术的最新成果，填补了这段空白，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影响。梁启超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展示了用新法治旧学的途径，为目录学树了一个新风。
    建立科学分类体系在近代书目分类理论与实践方面，梁启超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图书进行科学分类，发展了书目分类理论，并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书目，首创了科学书目分类体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对从古到今的书目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研究，认为经、史、子、集的甲、乙、丙、丁四集分类程式不够科学，唯独认为阮孝绪的《七录》和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比较合理。于是他在前人各种书目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政”、“教”、“杂”四大类，其中“教”类未收入书中。1891年，梁启超撰写的《西学书目表》把当时译出的西书作了一个总目，将所有西书归纳为学、政、教三个大类和二十八个小类，书目末录宗教类，其余分为“西学”、“西政”两类，不归入学、政类的则入杂类。“西学”大类下设算学、重（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等十三个小类。“西政”大类下设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十个小类。“杂类”下设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五个小类。同时，梁启超还强调，在西学类目中应当先理论(虚)后应用(实)，即所谓“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3]。“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
    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西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而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光，故附其后。”梁启超能全面地考虑到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将小类目科学合理地按次序、有规律地进行排列，从而奠定了近代目录学的基础。他的这种分类体制，对后来按学科类分图书、编制分类目录和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法具有很大的影响。三、引导读者服务的目录学新理念梁启超正是以一个文化大师和启蒙学者的身份大力研究目录学的。他的书目著作有许多是在著录书名之后，还要详记撰译人、撰译年、刻印处、本数、价格、识语、提要等，让读者“取便购读”，他还常指明某书“:应先读”“、可缓读”“、可不读”等。